丁日给粟三升、盐半两’——这些话，他不是凭空想出来的。”

梁从政垂首：“官家明鉴。”

“明鉴？”赵似轻嗤，“朕不过是比他多看了几份河东路的灾报罢了。黄忠嗣没吃过糠，所以他知道糠拌麦麸能咽下去；韩忠彦没喝过观音土，自然觉得‘利字当头’是丧心病狂。”

他转身，烛光跃入眼中，灼灼如焰。

“明日早朝，你去礼部传朕口谕：殿试读卷官重议等第，七等卷中，凡涉实务、有具体方略者，皆须逐条批驳——不是挑字句毛病，是问‘此策若行于郓州，能救几户？’‘此法若用于汾州，可增几亩？’‘此论若付诸漕运，能省几船粮？’”

梁从政心头一震，抬眼看向官家。

赵似已坐回案后，执笔蘸墨，落纸无声。

“朕倒要看看，那些只会背‘君子爱财，取之有道’的读卷官，敢不敢写一句‘此道若不能让汾州百姓今冬有炭烧，便是空道’。”

次日卯时三刻，礼部正堂檐角铜铃被晨风撞响，余音未歇，堂外已列队肃立十余名读卷官。徐彦明亲自站在阶前，青袍束带，面色沉静，手中捧着昨夜连夜誊抄的七等卷名录。他身后，两名书吏抬着三口樟木箱，箱盖未封，露出底下层层叠叠的试卷——全是昨日被黜落的策论。

赵挺之尚未现身，但众人已知今日非同寻常。昨夜消息早已传遍六部：韩侍郎拂袖而去，官家震怒，政事堂连夜议定调令，郓州八百里加急驿马昨夜便出了京门。

“徐侍郎！”一名员外郎忍不住上前，“听说官家点了黄忠嗣的卷子？”

徐彦明未回头，只将名录往袖中一收：“官家未点，但今日重议，诸公须按新旨办事。”

“新旨？”

“早朝刚颁。”徐彦明终于侧身，目光扫过众人，“自今日起，殿试策论评判，不问‘是否合经义’，只问‘能否利百姓’；不究‘辞藻是否华美’，只查‘方略是否可行’；不考‘引了多少圣贤语’，但核‘每条策论，能救几条命’。”

堂下顿时嗡声四起。

“这……这成何体统？”

“策论岂是账房算盘？”

“徐侍郎，此举恐开功利之端！”

徐彦明抬手压了压，声音不高，却压住了所有杂音：“诸公且看——”

他接过书吏递来的第一份卷子，展开于众人眼前。卷首赫然是“李怀远”三字，第七等，评语：“立意尚可，惜无实策。”

“李怀远，开封府祥符县人。”徐彦明手指点在卷中一处，“他说‘劝课农桑’，好。朕问他，祥符县今年旱死多少顷麦？他答不上来。朕再问他，若拨银五百贯修渠，渠该引哪条水？他写‘宜引汴水支流’——可汴水支流在祥符县境内，唯有一处，名曰‘柳林沟’，沟深不过三尺，淤泥厚逾两尺，去年秋已断流。他若真去过，不会写错。”

众人默然。

徐彦明又取第二卷：“王恪，河中府蒲州人。策论言‘减赋宽徭’，慷慨激昂。朕问他，蒲州去年蝗灾，毁田十七万亩，朝廷蠲免三成赋税，余下七成，州县如何分摊？他答‘当均派于富户’——可蒲州富户不过三百户，贫户逾三万，均派？一户富户要替一百户贫户缴税，富户逃亡，税从何征？”

第三卷翻开，字迹清峻：“陈景昭，徐州彭城县人。策论谈‘市易法’，称‘官营可抑兼并’。朕问他，彭城县现有牙行几家？每家占市利几何？他答‘约十余家’。可实查档案，彭城县牙行共四十七家，其中三十一家挂名于漕运使司名下，真正民间自营者，仅十六家。他连本地实情都不知，谈何抑兼并？”

徐彦明合上卷子，环视众人：“诸公，昨日判卷，可曾派人赴各县核实？可曾查过州县账册？可曾问过乡老，某策若行，百姓是喜是惧？”

无人应声。

“那就从今日起，查。”徐彦明声音陡然拔高，“所有七等卷，凡涉地方实务者，三日内，由礼部、户部、工部各派二人，赴原籍实地查验——李怀远写的‘劝课农桑’，就去祥符县田埂上走一趟；王恪写的‘均派富户’，就去蒲州挨户问一问；陈景昭写的‘牙行利弊’，就去彭城码头蹲三天，记下每船货进出、每笔佣金抽成！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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