r /> “老张头前天托人捎话给我，说他儿子昨天在档案室翻旧材料，无意间看见一份1963年的外调记录——关于周通在山西临汾当知青时，把三袋救济粮换成两辆永久牌自行车，卖给了当地供销社主任的儿子。”大宝声音很平，像在说别人家的闲事，“那主任儿子，去年调进了市革委会政工组，专管干部历史审查。”

左明月猛地抬头，瞳孔缩了一下。

“周通以为他捂得严实，连他老婆都不知道这事。可老张头的儿子翻到那份材料时，顺手抄了个日期，夹在自己笔记本里——那本子，上礼拜被他媳妇儿拿去垫了腌菜坛子底。”大宝嘴角扯了扯，“昨儿下午，我让龙飞去他家收咸菜，顺便把那本子‘不小心’落在了他媳妇儿晾衣绳上。今早，那页纸，已经在我抽屉里了。”

灶膛里的火噼啪爆了一声，酱肘子的香气猛地浓烈起来，盖住了话里的硝烟味。左明月转身掀开锅盖，白气腾起，模糊了她眼里的光：“所以……周通这次，真要栽了？”

“不。”大宝摇头，把剪报仔细叠好，重新放进贴身口袋，“他栽不了。那页纸，我下午就烧了。灰拌在傻柱家鸡食里，喂给那几只芦花鸡吃了。”他走到灶台边，用筷子戳了戳肘子，“肉酥了，捞出来切吧。趁热，傻柱等着下酒呢。”

左明月怔住，刀尖悬在肘子上方：“烧了？那你费这么大劲……”

“费劲不是为了整他。”大宝接过刀，利落地片下一片油亮的肉，“是为了让他信——他以为自己藏得滴水不漏，可实际上，他每一步都在别人眼皮底下。他怕了，才会老实。而我现在最需要的，不是周通倒台，是他在革委会政工组里，继续当那个‘按规矩办事’的审查组长。”他把肉片码进青花盘，淋上一勺浓稠酱汁，“只有他坐在那个位置上，才能替我挡住后面那些真正想撕开南锣鼓巷这扇门的人。”

夜风忽然卷着枯叶扑进灶房，吹得煤油灯苗剧烈摇晃。左明月伸手护住灯焰，火光映着她睫毛投下的阴影，像两道细小的栅栏：“你到底在防谁？”

大宝没答，只把盘子端起，朝外屋走去。经过堂屋时，他顺手拉开八仙桌抽屉，里面静静躺着三样东西：一枚磨损严重的苏制铜哨（1958年南锣鼓巷民兵连发的），一本硬壳笔记本（封皮写着“1966.10-1967.4”，内页全是铅笔速写，画的全是胡同口那棵歪脖子枣树在不同季节的枝桠形态），还有一张没拆封的火车票——北京站至太原站，日期是三天后。

他脚步没停，把肘子端进外屋。傻柱果然已摆好小方桌，两双筷子，一瓶二锅头，还有他珍藏的半罐野蜂蜜。见大宝进来，傻柱立刻倒满两杯酒，琥珀色的酒液在玻璃杯里晃：“来，兄弟，先干一杯！解乏！”

大宝举起杯，没喝，只凑近嗅了嗅酒气：“柱哥，你这酒……是不是掺了点蜂蜜？”

傻柱一愣，随即拍腿大笑：“嘿！神了！你怎么尝出来的？”

“你上次兑蜂蜜，是上个月初九，那天你闺女发烧，你熬梨水嫌太苦，偷着往里加了一勺——我闻着味儿就记住了。”大宝终于饮尽，喉结滚动，灼热感顺着食道烧下去，“柱哥，明天开始，你每天早上六点，准时去东直门货运站蹲着。看见穿蓝工装、戴鸭舌帽、拎着帆布包的，不管男女，记下脸，记下包上补丁的位置，记下他们跟谁说话。尤其注意——有没有人跟外国使馆牌照的车搭话。”

傻柱脸上的笑一点点收了，他放下酒瓶，抹了把嘴：“货运站……那地方，现在查得比前门大街还严。”

“所以才要你去。”大宝夹起一块肘子放进他碗里，“你不是说，你爹当年在车站扛大包，能靠脚印认出谁偷运过盐巴？”

傻柱盯着碗里油汪汪的肉，忽然把酒杯重重蹾在桌上：“行。我去。可大宝，你得告诉我，为啥盯那儿？”

大宝撕下一小块肉，蘸了蘸酱汁，慢慢嚼着：“因为谢尔盖离境那天，不会走机场。他会坐火车。而第二轧钢厂那批资料，如果真被带出去……只会装在货运车厢的夹层里，跟着运往天津港。那里，有艘叫‘伏尔加河号’的苏联货轮，后天下午三点靠岸。”

傻柱没再问，只默默给自己又倒了杯酒，一口闷了。窗外风声骤紧，刮得房檐铁皮哐当作响，像无数人在屋顶奔跑。大宝望着墙上那幅褪色的《祖国山河一片红》年画，画里红旗猎猎，可旗杆顶端，不知何时被人用炭笔悄悄添了一只歪斜的乌鸦。

他收回视线，拿起筷子，给左明月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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